郭榮章
現(xiàn)陳列于漢中市博物館的《石門頌》摩崖，是東漢桓帝時西城人王戒所書。當(dāng)時的西城是縣名，大體相當(dāng)于今安康市漢濱區(qū)。隨著《石門頌》的聲名遠(yuǎn)揚，安康人王戒的書法也馳名中外了。
《石門頌》是東漢建和二年(148年)鐫于陜西漢中褒谷石門隧道西壁的摩崖石刻，通高315厘米，上為題額，高54、寬35厘米，作二豎行,行五字,字徑8至14厘米；下為正文，高261、寬205厘米，計22行,行30、31字不等,字徑 6至7厘米；總計617字,雖有個別字漫漶,但皆可識讀。
此摩崖的題額云：“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”，此即正名。宋洪適《隸釋》首稱其為“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”，后被簡稱為《石門頌》。1970年，因建修石門水庫，遂將其鑿遷至漢中市博物館，供游人觀覽。其內(nèi)容記述東漢順帝時司隸校尉楊孟文疏請修復(fù)褒斜道事，兼述漢明帝詔令鑿?fù)ㄊT(我國最早的隧道)及修治褒斜道之事；其文字作為漢代隸書的載體，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(shù)價值。
任情揮毫，心手兩忘
《石門頌》作為摩崖體系的漢代刻石,其筆劃、結(jié)體、章法，亦不失為漢隸的風(fēng)范，惟因其遠(yuǎn)離朝廷,較少受到廟堂氣息的約束，卻自成一格。書法貴在創(chuàng)新。既合于規(guī)矩，又有新意，才是好的書法�！妒T頌》正是以此而引人入勝。在世代沿革中，許多書法作品被無情淘汰，而《石門頌》卻歷久彌新。清人王昶稱其“勁挺有姿，與《開通褒斜道摩崖》隸字疏密不齊者，各具深趣，推為東漢人杰作”。這個評價是很高的，可知在為數(shù)眾多的八分漢隸刻石中,《石門頌》是出類拔萃的。
《石門頌》的書者，既熟諳隸法，又不拘于法。其下筆以充分展現(xiàn)個性為宗旨，任情揮毫，心手兩忘，終于以獨特的風(fēng)韻流傳于世。2004年12月，國家郵政局發(fā)行的《中國古代書法——隸書》特種郵票四枚，其中就有《石門頌》，使其一躍成為“國家名片”。
細(xì)察《石門頌》的魅力，其運筆之巧最為注目。
《石門頌》中,同一字時常兩次或多次出現(xiàn)，而書者以其嫻熟之技法，使其容貌各別。如九個“君”字、六個“道”字、八個“字”字、五個“安”字、四個“漢”字等相同之字,字雖同,但在用筆和結(jié)體方面,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差別。而且,同一部首的多字,如六個“道”字和兩個“遣”字的八個“辵”部，寫法和意趣各別；八個“字”字和兩個“守”字的十個“宀”部，其兩側(cè)的下垂筆長短各異，且各具篆意，上面的點,或正或欹、或直或彎、或斷或連，其間總有一些細(xì)微的差別，沒有絕對相同的點。此乃書者施巧的功力所在,毫無半點虛假。大凡著名的漢碑，皆不乏重字異寫之技法，但比之《石門頌》卻有遜色。
《石門頌》中的主橫筆最具風(fēng)采,如“章”、“卓”、“安”、“上”、“其”、“有”、“者”、“毒”、“晏”、“而”、“平”、“升”, 其橫筆的奧妙，難以名狀。同是落筆的上挑,而相互有別;同為橫向的波勢,而各呈其姿。善隸者,嘗稱這一橫向之筆為主筆,多刻意著力于此,致使其模式化，難免入俗。似《石門頌》這般意態(tài)相宜又脫塵出俗，卻殊實難得。
《石門頌》中的多數(shù)字,結(jié)體寬博,點畫勻稱、豐潤,且筆力遒勁,意到筆到,顯得黑白分明,天清氣朗。另有少數(shù)字,字形較小,如“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,屬褒中晁漢強字產(chǎn)伯”等字，此屬《石門頌》正文后之落款，敘說承辦者職銜、姓名之情。因承辦者系太守下屬公務(wù)人員,故比正文低二格,且字形亦略小。漢碑中常有此例，如漢《西狹頌》摩崖正文后的題名,也作如上之處理,此乃時俗所致。耐人尋味的是，這些形態(tài)較小的字，風(fēng)韻卻毫不遜色。
《石門頌》中不乏筆劃稠密的字，但不少字似有力求簡約之勢，如“蔭”、“德”、“寧”、“繼”、“毒”等十二字。從中不難窺見漢人去繁就簡的風(fēng)尚。無獨有偶，在《西狹頌》摩崖中,也有許多簡筆字, 這些簡筆字,肯定是當(dāng)時之流行字,書者基于達(dá)意之宗旨,不假思索,信手而書。筆劃雖簡省,但無空疏之感,仍不失中和之美。此乃技法嫻熟使然,大凡善書者,必長于此道。
上述諸例可說明，《石門頌》這方摩崖,在筆劃、結(jié)體、章法等方面都是富于變化的;而這種變化無規(guī)可循,全憑書者即興處置,就像藝術(shù)家、文學(xué)家、詩人的靈感那樣。這是難度很大的,《石門頌》的千姿百態(tài),是書者巧妙運筆之見證。
篆情草意，別具一格
書壇論及《石門頌》的風(fēng)韻，向有隸草之說。今人范韌庵、李志賢《書法辭典》謂:“《石門頌》素有隸中草書之稱。”日本著名漢學(xué)家、書法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一行多人，于1985年春來漢中，在他游石門題詩中有“蜀道摩崖隸草奇”之名句。這里的“隸草”，既非章草，亦非今草，當(dāng)有其特定的涵義。
《石門頌》鐫于石門隧道內(nèi)壁，雖屬摩崖之列，而又與常見的直接鐫于崖壁間的摩崖石刻有別。據(jù)實地勘察，隧道底部至頂部之高約4米許，其上部呈拱形，試看《石門頌》與《楊淮、楊弼表記》的表面皆有弧狀，即為隧道內(nèi)部的原始剖面。再看《石門頌》的題額：“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”十字，恰在弧狀的部位，其字徑雖比正文大了許多，而筆劃反比正文纖細(xì)�？梢韵胍姇咴跁r，因受隧道頂部的限制，必然身體后仰，盡力揚臂向上而揮筆，毫端所及，自然非同尋常。所以題額十字之纖細(xì)，當(dāng)是書者在特定情況下因書寫勢態(tài)所致。此種“草意”當(dāng)屬書外之因,非隸法所循。
至于康有為等人，謂《石門頌》為“隸草”之說，雖說之成理，但以“命”、“升”、“頌”三字垂筆甚長，作為此說之主因，似欠確切。
試想《石門頌》全文六百余字，何以只將“命”、 “升”、 “誦”三字的垂筆拉得很長？蓋此三字在書者心目中，有一種極為神圣的特定涵義。“高祖受命”，象征著天意。這個“命”字自然關(guān)系重大。書者預(yù)先將命字安排到石理剝裂處，書寫時將其垂筆拉長至二格許，恰填其空。這一垂筆不僅破格的長，而且筆力十分厚重，意味著漢王朝久遠(yuǎn)不息也。以此理推之，“世世嘆誦”的“誦”，其垂筆之長，預(yù)示后輩對漢順帝時的司隸校尉楊孟文其人的功德長誦不已也。而“王升”的“升”字，其垂筆之長，既表露書者對頂頭上司漢中太守王升的崇敬，又隱寓太守官位的升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石門頌》后文中，另有“趙誦字公梁”之“誦”，這一“誦”字的垂筆卻未見拉長，可證前一“誦”字的垂筆之長并非隨意而為�？傊�，“命”、“升”、“誦”三字垂筆之長，原系書者隨事喻指之情在筆下的流露，亦當(dāng)屬書外之因。只要讀懂全文，就不難理解。如果孤立地將此三字垂筆之長，視為隸草特色，則有失之于察之弊。
《石門頌》中，有些字的運筆已有行書意味，如“更隨圍谷”之“隨”字，“途路澀難”之“路”字，“故司隸校尉”之“故”字，“魏整字伯玉”之“整”字，此四字右偏旁的“攵”，皆類同于今之行書；又如“綏億衙疆”之“衙”字中間上部的“五”和“政與乾通”之“乾”的右上部，寫法亦同于今之行書。此乃書者情不自禁地速寫所成，如視此為隸草之痕跡，似在情理中。但《石門頌》的大篇文字，皆隸意宛然，而且，不少字篆意甚濃，其篆情草意，別具一格，與那種不事修飾、率意書寫的所謂“隸草”，有嚴(yán)格的區(qū)別。
野鶴閑鷗，飄飄欲仙
漢隸見之于石刻者,多不署書、刻者之名,此乃風(fēng)氣如此。今人雖不勝惋惜,但也無可奈何。好在《石門頌》正文之后的一段款文隱約道出書者之名,堪為幸事。此文中的個別字比較冷僻,為便于識讀,統(tǒng)按今字錄之：“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,屬褒中晁漢強字產(chǎn)伯,書佐西城王戒字文寶主。”“主”者,掌管或主持之意。在此指負(fù)責(zé)操辦刻石之事。“五官掾”與“屬”，皆太守翼輔之官。書佐乃漢代郡縣各曹的書吏，專司繕寫文書事宜。
在《石門頌》中，書佐王戒其人，能與五官椽、屬諸吏共同操辦刻石之事，當(dāng)有其因。就各人職能而言，五官椽趙邵，以其職權(quán)之廣，必為統(tǒng)領(lǐng)其事者。屬晁漢強其人，作為屬吏，是聽命于五官椽的，即遵照五官椽的部署，承辦有關(guān)刻石的具體事務(wù)。書佐王戒其人，以其善書之故，書丹者非他莫屬。這樣一推論，《石門頌》的書者，總算留下了自己的名諱。至于刻石者為何人？僅據(jù)現(xiàn)有資料，是無從得知的。
在為數(shù)眾多的書佐中，王戒能被遴選為《石門頌》的書丹者，其書藝之超群是顯而易見的。而王戒如何完成這一莊嚴(yán)的使命，則鮮為人知。
這里不妨追溯一下漢人的書寫習(xí)慣。據(jù)南朝齊人王僧虔《論書》所云：“伯喈（蔡邕）非流紈體素，不妄下筆。”所謂“流紈體素”，即指潔白光滑的絹帛也。蔡邕平日書寫，“非流紈素體，不妄下筆”。可以想見他書寫《經(jīng)》文，必然命工匠先將碑面磨平；在書寫中，又將石碑放置在最佳部位，且隨時予以調(diào)整，以保持良好的書寫勢態(tài)。而這一切，《石門頌》的書者是無從享有的。
《石門頌》摩崖位于石門隧道西壁，而隧道內(nèi)的崖壁是固定的，不可能像書寫石碑那樣，隨意調(diào)整其高低及傾斜度。書寫者在書寫過程中，或立或蹲，或俯或仰，要不斷變換身態(tài)，而且要凌空操作。這一切，與其說是書寫，倒不如說是從事繁重而危險的苦役。面對此役，且不說像漢時蔡邕之輩的士大夫階層，就連時下稍有名氣的書家，也鮮有樂于一試者。漢人王戒，毅然擔(dān)當(dāng)此任，一則受其上司王升的差遣，不容推卻；二則，以其工書之故，有幸被遴選為《石門頌》摩崖的書丹者，雖苦而樂。歸根結(jié)底，他是一位受人役使以繕寫為職能的普通勞動者，而在普通的勞動中，創(chuàng)造出了并不普通的業(yè)績。
楊守敬《評碑記》謂《石門頌》“行筆真如野鶴閑鷗，飄飄欲仙，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。”清人張祖翼跋曰：“三百年來習(xí)漢碑者不知凡幾，蓋其雄厚奔放之氣，膽怯者不敢學(xué)，力弱者不能學(xué)也。”這說明《石門頌》的固有魅力在書壇影響很大，以致“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”。我曾見過《石門頌》的多種臨本，其中有何紹基、沈尹默、蕭嫻三位名家之臨本，以何紹基所臨比較傳神，但也有不盡意處。我自己也臨過百遍，至今也難明其要，深感其用筆之巧最難把握。孫過庭《書譜》有云：“偏工易就，盡善難求。”我反復(fù)玩味，《石門頌》之難臨，或因其“盡善”之故。
